還好我們發(fā)現戰(zhàn)爭是那么可怕,以免我們會喜歡上它。
——羅伯特•E•李將軍
2002年11月3日,當6名毫無戒備的男青年駕駛著自己不起眼的面包車穿越廣闊的也門沙漠時,一架小型活塞式無人機從大約3英里高的上空暗中監(jiān)視著他們的活動。經過大量密集的數據研究和整合后,情報機構證實車內乘員之一曾經參與了2002年的美國海軍“科爾”號(USS Cole)驅逐艦爆炸事件。這架無人機開始準備攻擊。幾分鐘后,一枚搭載重18磅彈頭的AGM-114“地獄火”(Hellfire)空地導彈直接擊中這輛車,打死了車上所有乘員。
坐在100多英里以外的“捕食者”無人機地面控制站中的一個人,負責實施此次暴力攻擊。在準備到攻擊期間,致命的MQ-1“捕食者”(Predator)無人機(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操作員,從這舒適的有利位置,確保了附帶損失最低限度、精確武器打擊效果和目標識別明確。這次打擊是政治家們夢想中的打擊——以低風險消滅目標,而無明顯的附帶損傷。
盡管這不并是無人機第一次運用致命性力量,但是2002年在也門進行的這次無人機打擊展示了武裝無人機的獨特優(yōu)勢——一種在接到通知后能夠立即發(fā)起精確致命打擊的持久監(jiān)視平臺。此次成功打擊有助于為美國政府進一步增加對無人打擊能力依賴鋪平了道路。本文對美國對武裝無人機的依賴不斷增加,并將其作為一件外交政策工具提出質疑。盡管武裝無人機的使用進一步擴展,但是事實可能會證明這種有增無減的趨勢不利于美國的國家利益。
對無人機趨勢的質疑
如今,美國對無人機能力的癡迷追求仍然很強烈。最近發(fā)布的《美國國防部2013財年預算提案》,削減了許多項目,卻增加了對無人機的投資,指示美國空軍將目前執(zhí)行任務的61架“捕食者”和“死神”無人機增加到65架,而且在需求急劇增加時可以提供85架執(zhí)行任務。但是,隨著美國繼續(xù)使用無人機執(zhí)行國家安全政策,一些人已經開始質疑這一趨勢——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s, CIA)經常通過無人機發(fā)動致命性打擊。
巴基斯坦境內是無人機空襲次數最多的地區(qū)。彼得•卑爾根(Peter Bergen)和凱瑟琳•泰德曼(Katherine Tiedemann)在2011年的《外交事務》雜志上撰文指出:自從2004年6月開始在巴基斯坦境內利用無人機打擊恐怖分子以來,到2009年1月,布什政府批準了44次針對巴基斯坦西北部山區(qū)的打擊。自上任以來,巴拉克•奧巴馬已經大大加快了該計劃的實施,……,在短短兩年內,奧巴馬政府批準的無人機攻擊次數是布什政府整個任期內批準的近四倍——平均每4天一次,而布什政府每40天才一次。
盡管這些攻擊只運用了精確制導彈藥,但是仍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僅在2009年就造成估計大約300至500人死亡。
美國國會于2001年9月18日通過一項間接支持無人機使用的重要法案。《軍事力量使用授權法案》(Authorized Use of Military Force)允許美國總統(tǒng)使用“所有必要和合適的力量來打擊那些其認定曾計劃、批準、執(zhí)行或者幫助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或為恐怖組織或個人提供過庇護的國家、組織和個人,以防止將來針對美國的任何國際恐怖主義行動發(fā)生。”根據此項授權,經過多年的致命力量投射,美國對武裝無人機的依賴有所增加。時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的萊昂•帕內塔(Leon Panetta),在談到美國政府對處于部落地區(qū)的“基地”組織和塔利班領導人進行打擊時,竟然說無人機攻擊是“唯一可行的辦法”。
考慮到政治家們不斷努力實現我方軍隊人員傷亡數字最小化,增加無人機的使用就不會令人感到驚奇了。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擔任美國國防部長后,曾經被問到是否感到使用精確防區(qū)外武器存在任何缺點。他回應說:“如果我們不利用我們的能力優(yōu)勢,盡最大可能使用我們的技術,那么我們就是被詛咒的傻瓜了。如果沒有必要,我們?yōu)槭裁匆獨⑷四兀浚?hellip;…,如果我們在沖突中能夠通過給敵人造成最大的損失而自己的代價最小化而占據上風,我想不出還要追求什么更好的方式。”
然而,鑒于在遠離戰(zhàn)場空間的安全地區(qū)使用無人機打擊敵人已成為一種新興的趨勢,公眾對此擔心一直在增加。《遙控戰(zhàn)爭:機器人革命和21世紀的沖突》(Wired for War: The Robotics Revolu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一書的著名作者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最近發(fā)表了一篇題為“無人機在破壞民主嗎?”的文章。他的關注重點放在,因無人機的使用越來越多,美國公眾和政府之間關于是否使用致命力量保衛(wèi)國家利益的分歧越來越大。據辛格稱,“當政治家們可以避免軍人死亡的政治后果——以及軍人傷亡對選民和新聞媒體造成的負面影響時——他們就不會再像以前那樣看重戰(zhàn)爭與和平。”作為一個例子,他引用了最近在利比亞執(zhí)行的作戰(zhàn)行動,奧巴馬政府在未經國會批準的情況下出動無人機進行長達數月的空襲,時間遠遠超出了《戰(zhàn)爭權力決議案》(War Powers Resolution)所規(guī)定的60天期限。可以說,因沒有出動地面部隊,美國國會降低了對作戰(zhàn)行動的詳細審查。加利福尼亞大學法學院教授瑪麗•杜齊亞克(Mary Dudziak)是這樣說的:“無人機是一種進一步把美國人民與軍事行動隔離的技術發(fā)展,削弱了對無休止戰(zhàn)爭的審查。”
戰(zhàn)爭不是無需付出任何代價的行動,即使是那些在幾百,甚至幾千英里以外通過高技術機器展開的戰(zhàn)爭。所有的戰(zhàn)爭都要付出代價。《大西洋》雜志專欄作家喬舒亞•福斯特(Joshua Foust)認為,無人機作戰(zhàn)“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有損我們的名譽,我們的道德,我們同一起合作遏制和消除恐怖主義的國家間的關系和地位,并且因草率或無知殺死許多無辜平民而付出生命代價。”據福斯特稱:“美國在也門堅持使用無人機實施打擊,而不是同反對派政治運動進行任何廣泛的政治會晤,這使人們認為美國熱衷于壓迫也門人民。”盡管平民傷亡情況很難準確估計,但是也帶來了麻煩:“據一次可靠的新聞媒體調查顯示,無人機在2004至2010年間殺死的人中30%左右是非武裝分子。”諾亞•夏克曼(Noah Shachtman)指出,如果用有趣的科幻小說打比方,把無人機派到國外代表我們去殺人,“使我們看上去像電影《星球大戰(zhàn)》中的邪惡帝國,而其他人則像抵抗機器人入侵者的反抗聯盟。”
可以說,無人系統(tǒng)擴散所造成的最令人擔憂后果是未來戰(zhàn)爭的頻率和決策日益增加。無人機可以降低發(fā)動戰(zhàn)爭可怕代價,因此,領導人更容易發(fā)動戰(zhàn)爭。正如克里斯托弗•科克(Christopher Coker)指出的那樣,危險在于精確且無風險的戰(zhàn)爭使領導人可能癡迷于相信愿意相信的東西。不幸的是,我們可能會滑向深淵,發(fā)現自己可以不受懲罰的使用暴力,已經喪失了自身做出重要判斷的能力。我們可能不再愿意注意所有戰(zhàn)爭(即使是最道德的戰(zhàn)爭)都會提出道德問題的細節(jié)。
明白無誤的是,這種強調無人機使用的趨勢已經增加。因為無人機是最后的軍事增長產業(yè)之一,所以各個公司都熱衷于為軍隊設計最新的無人系統(tǒng)。盡管無人系統(tǒng)減少了美國軍事人員在戰(zhàn)場上面臨的危險,也減少了政治家的政治風險,但是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一種工具,必須謹慎評估無人作戰(zhàn)飛機的運用,從而確保無人機的繼續(xù)使用與整體國家安全目標保持一致。無人機在世界范圍內使用擴散,影響著美國的外交觀念,反映著我們的社會價值觀。我們選舉出的官員們要比任何團體都應該確保實施持續(xù)的密切監(jiān)督。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曾這樣設想被選出的官員實體,“他們的智慧能夠很好地辨別出國家的真正利益,他們的愛國心和正義感使國家利益不可能因暫時或片面的考慮因素而犧牲。”這些技術的持續(xù)發(fā)展和使用將進一步考驗他們的智慧。無人系統(tǒng)降低了戰(zhàn)爭的成本,使得戰(zhàn)爭對于運用這種技術的一方來說變得不再可怕。美國不能失去討論任何類型戰(zhàn)爭帶來的棘手道德問題的能力,否則,就會像羅伯特•李(General Lee)將軍指出的那樣,我們會冒著變得喜歡上戰(zhàn)爭的風險。
作者簡介
休斯敦•R•坎特維爾(Houston R. Cantwell),美國空軍中校,是美國空軍駐扎在日本三澤空軍基地(Misawa Air Base)的第35戰(zhàn)斗機聯隊副聯隊長。 知遠/杜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