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聚力“三個支撐”——迎接廣東省第十二次黨代會

　　習近平總書記在對廣東作出的重要批示中要求，廣東要為全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供支撐。

　　2012年以來，廣東就將“創新驅動”視為核心發展戰略，而對市場主體創新的政策傾斜恰好營造了“新經濟”成長的土壤，為廣東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找到了新動力(310328,基金吧)。

　　以無人機三巨頭為代表的高新技術企業“扎堆”珠三角，既是市場配置資源使然，也是由于廣東官方政策向“新經濟”的主動“出擊”，其主要策略是對創新環境的營造和對創新主體的服務。

　　在廣東省第十二次黨代會即將召開之際，本報通過無人機企業的崛起這一角度切入探討廣東創新驅動發展的優勢和趨勢。

　　導讀

　　廣東無人機“三巨頭”等新興產業的崛起正驗證著如何通過創新驅動實現經濟動力的新舊換擋。

　　動動手指搖搖操作桿，讓無人機飛向天空，通過空中的高清攝像頭俯瞰大地。這樣的酷炫玩法，在全球許多國家的消費者中越來越流行。盡管全球許多消費者注意到無人機“made in China”，但很少人留意到他們把玩的無人機，大部分都來自幾個珠三角城市。以深圳的大疆與廣州的極飛、億航領銜，廣東企業至少占據全球民用無人機市場份額的70%。

　　從“天下無人機出廣東”的故事看，廣東在“新經濟”方面的表現，既有制造業產業鏈完備的資源稟賦，也是因為官方在“新經濟”領域的主動出擊——廣東早就將“創新驅動”視為核心發展戰略，而對市場主體創新的政策傾斜恰好營造了“新經濟”成長的土壤。

　　今年4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對廣東工作作出“四個堅持、三個支撐、兩個走在前列”的重要批示，其中就提到“為全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供支撐”。

　　在這樣的背景下，廣東無人機“三巨頭”等新興產業的崛起正驗證著如何通過創新驅動實現經濟動力的新舊換擋。

　　珠三角“飛出”無人機

　　這是個有趣的經濟現象——銷往全球的民用無人機產品，相當大一部分來自珠三角地區的工廠。中國民用無人機三大知名品牌，大疆創新、極飛和億航，則來自深圳和廣州，珠三角地區的兩大核心城市。

　　而放眼珠三角，在前述三大品牌之外，還有艾特、科比特、九星智能等一大批無人機企業“扎堆”出現。僅深圳一座城市，占據了全球民用小型無人機約70%的市場份額，300多家無人機企業年銷售額近200億元；從深圳口岸出口的民用無人機占全國總量的95%以上。

　　這種“扎堆”現象，似乎是廣東工業經濟的傳統特征。過去30多年，憑借加工貿易和村鎮企業的崛起，一個個細分領域的產業鎮、產業集群便開始在珠三角地區出現。虎門的服裝、順德的家電、中山的燈飾、寶安的電子產品，在過去均是“成行成市”地出現。而在珠三角東岸的深圳、東莞和惠州，已成為全球智能手機的集中產地。僅僅在東莞這一座城市，就有華為、OPPO、vivo三個品牌，進入全球智能手機市場占有率前5名。

　　這些細分領域的“扎堆”現象，其原因被經濟學者歸結于嚴密的上下游產業鏈以及成熟的全球貿易網絡。

　　無人機企業在珠三角的“扎堆”，能否用同樣的邏輯解釋？在某些區域觀察者看來，無人機“扎堆”珠三角，適用智能手機“扎堆”珠三角的邏輯。

　　深圳前副市長、哈工大（深圳）籌建辦臨時黨委書記唐杰表示，消費級無人機不僅具備消費電子的娛樂屬性，而且需要依附于消費電子行業的產業鏈。無人機的生產制造需要的材料和元器件，在很大程度和手機重合。生產無人機需要用到碳纖維材料、特種塑料、鋰電池、磁性材料等關鍵材料及配件，基本上都能在珠三角地區采購。同樣道理，珠三角地區已有的生產制造能力與全球化的銷售網絡，同樣是民用無人機產業“誕生”的重要條件。

　　這也就是說，無人機某種程度上是珠三角的全球產業鏈中“飛出”的“金鳳凰”。實際上，廣東近年來出現的高端裝備、基因工程、新材料、跨境電商等“新經濟”形態，都與原有的產業鏈基礎存在不同程度的聯系。

　　不過，產業鏈優勢還不是珠三角“孵化”無人機產業的全部原因。相比之下，民用無人機與服裝、鞋帽、家電甚至智能手機都不相同：這是一個十年間從無到有的商品，而一種商品能實現從無到有，還需要兩個必備條件——研發和對研發的金融支撐。

　　“珠三角地區與制造業產業鏈廣泛聯系、同時有遍及全球的商貿網絡，同時也有密集投向研發創新的全球資本，前者以廣州為代表，后者的案例則是深圳。”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張光南說。

　　廣東省社科院區域與企業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表示，深圳經濟近幾年的成功，在于這座城市對創新模式、創新產品的強大“變現”能力。由于企業靠近市場，因而創新產品更能滿足市場的需求，并通過市場型企業營銷、銷售；而又由于風投機構的介入，企業創新的風險被分散化、社會化，進一步鼓勵企業創新。

　　政策培育“新經濟”

　　民用無人機企業集聚珠三角背后，既是市場配置資源使然，也是由于廣東官方政策向“新經濟”的主動“出擊”。

　　在丁力看來，創新的主體應當是企業，因為企業更了解社會的需求，而政府需要做的是營造好環境和做好服務。

　　在一定程度上，沒有創新，就沒有“新經濟”。廣東官方對“新經濟”領域的“主動出擊”，主要策略是對創新環境的營造和服務。

　　近年來，無論是做無人機的初創企業，還是謀求向新的商業模式、新業態靠攏的傳統企業，都能找到利好的政策。從全省層面看，廣東省政府在2014年提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這一戰略在2016年被明確為建設“國家科技產業創新中心”；從城市角度看，深圳和珠海提出打造國際化創新型城市，廣州則要構建國際創新樞紐，制造業城市東莞和佛山也提出鼓勵創新、鼓勵發展“新經濟”的政策；而從產業角度看，大數據、云計算、“機器換人”、戰略性新興產業等“新經濟”領域的產業規劃亦陸續出臺。

　　2014年，廣東發布了《全面深化科技體制改革 加快創新驅動發展的決定》，提出地市級以上設立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建立創業者與投資者對接平臺和機制。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廣州、深圳、佛山、東莞等珠三角城市設立的創新創業引導基金總規模至少已達500億元，這些基金多數將以母子基金的形式撬動社會資本進場，促進規模放大。

　　粵科金融集團總經理汪濤表示，政府引導基金能通過設立優先級、政府讓利等手段對沖社會資本的風險，促使更多資金流向其想去的產業領域，壯大創新創業的規模。

　　除了壯大金融支持之外，廣東官方政策還間接鼓勵企業投入研發創新。2015年以來，廣東先后設立企業研發準備金、科技創新券、科研成果轉化、科研人員離崗創業等制度。與過往一些政府部門“撒胡椒面兒”式的補貼形式不同，前述制度涉及的財政資金使用都有限定標準。例如，科技創新券是科技創新的“糧票”，只能用于購買儀器設備、購買知識產權等研發領域；而對企業研發準備金的補助對象，也被限定在由自主研發經費投入的企業；而對科研人員的股權激勵、科研成果轉化科研人員收益激勵的放開，在解決“錢從哪里來”問題的同時也部分回答了“人從哪里來”。

　　統計數據顯示，廣東近五年的 R&D經費投入強度逐年提升，已從2012年2.17%，上升至2016年2.53%，而該省2017年的目標是2.65%。

　　對此，廣東省政府特聘參事、省委黨校教授陳鴻宇認為，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逐年提升，達到高于全國水平的2.5%以上，首先說明廣東的創新驅動戰略推進是有進步的。同時也應該看到2.5%左右的研發投入強度雖然能排在全國前列，但還未與廣東經濟第一大省的地位相稱。

　　陳鴻宇認為，下一步，廣東還必須繼續加大科技創新的投入力度，制度上、結構上的短板還需要繼續補足，最好在“十三五”期間，將R&D經費占 GDP的比重提升至2.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