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的官方網站披露的結果顯示，一家名為“高域(北京)智能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擁有的多件實用新型專利被知名無人機廠商——深圳市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大疆)成功無效。截止目前，涉及高域公司專利的無效案件，無效比例已高達89.5%，而無效請求人中包括了大疆、零度等多家國內知名的無人機廠商。這背后是有什么樣的玄機?

談起NPE(Non-Practicing Entity，非實施實體)，相信熟悉知識產權特別是專利的朋友們都不陌生。一般來說，NPE們沒有自己的研發力量和研發投入，用來主張權利的專利大多是從其他實體公司(Operating companies)或者獨立發明人收購而來。客觀的說，大部分的NPE都是通過合理運營知識產權，既獲得可觀的經濟回報，又活躍了知識產權交易市場，幫助更多的商業機構提升創新能力。NPE的發展與興起，初心原本是促進自主創新和繁榮專利運營市場。但某些機構和個人，利用NPE這種形式，采用激進的、輕率的知識產權訴訟策略，糾纏甚至騷擾實體公司試圖投機獲利，與知識產權以法律來培育和鼓勵創新的本意恰恰背道相馳，此類公司一般被稱為“專利流氓(Patent Troll)”。

專利流氓這一詞條的定義起源于專利制度最早蓬勃發展的美國，早在20世紀90年代，當時美國最大的創新實體公司之一英特爾(Intel)公司就曾被大量的惡意專利訴訟所累，時任英特爾副法務長的Peter Detkin形容這些無端輕易發起訴訟的公司為Patent Troll，并直言不諱的認為這種行為超過了正常主張專利權的界限，是赤裸裸的“專利勒索行徑(Patent Extortionist)”。

一般來說，區分一個NPE是合理的進行專利運營活動，還是所謂的專利流氓，判斷因素有如下幾個：

1、是否有輕率起訴或濫訴行為(Frivolous Litigation or Vexatious Litigation)，例如沒有在起訴前對侵權事實和證據進行足夠的調查、短時間內對多個實體公司發起大量訴訟等等。

2、訴訟所使用的專利實際上并無價值或對現有技術沒有貢獻，也即使用的都是低質量專利(No value or contribution to the prior art)。

3、訴訟所使用的專利是否有一定研發投入支持。與合理運營的NPE不同，專利流氓們為了大幅減少獲取專利的成本，持有的專利大多通過簡單的頭腦風暴或者憑空臆想所得。

4、在訴訟之前是否和被訴人進行過專利許可談判(Patent License Practice)。由于專利流氓們自己也知道所持有的專利資產實際上價值不高，所以一般并不會和被訴人進行關于專利許可的接觸和談判，而是直接起訴以達到勒索的目的。

5、專利權人的起訴行為是否對被訴人造成較大的困擾，而造成所謂的“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例如利用大量訴訟給被訴人造成大量的應訴成本(Legal cost)而使得被訴人傾向于“破財消災”(付費和解)，又或在特殊時間點(例如被訴公司即將上市之際)發起訴訟使得被訴人寧愿“大事化小”而不愿積極應訴(Hesitate to defense)等等。

近日，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的官方網站披露的結果顯示，一家名為“高域(北京)智能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下稱高域)擁有的多件實用新型專利被知名無人機廠商——深圳市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大疆)成功無效。從已披露的信息中可見，截止到2017年12月27日，高域累計被提起無效的專利已達19件，而其中被成功無效掉的有17件(包括2件部分無效)，比例高達89.5%，而無效請求人中包括了大疆、零度等多家國內知名的無人機廠商。

似乎高域對無人機領域有特別的興趣，而國內較知名的幾家無人機公司也對高域“青睞有加”。這背后是有什么樣的玄機?據了解，高域(北京)智能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這個名字看起來像某個高科技公司研發機構的企業，其實是個沒有任何產品和研發的NPE，那么這個NPE是不是專門針對無人機廠商的專利流氓呢?

筆者對這個問題不做定論，就從幾個方面給大家扒一扒。

首先， 從國家知識產權局的記錄看，這些專利無效程序的背后均牽涉到相應的專利侵權訴訟，起訴地包括了北京、深圳、南京、上海等地。 由此可見，并不是國內多家無人機廠商聯合起來無緣無故的無效高域的專利，反而是因為高域在很短的時間里，在全國多家法院對這些廠商密集發起了大量的專利侵權訴訟。在正常的法律程序中，這些低質量的專利也就在很集中的時間里被大量無效了。

第二，專利被無效的比例高達89.5%，比例如此之高不禁讓人覺得這些訴訟與“碰瓷”無異。 而查詢高域所持有專利的詳情，也確實很容易發現其質量很低。以申請號為201520398167.8的專利為例，其申請日為2015年9月份，獨立權利要求的描述如下：

一種具有飛行任務模式的飛行器，其特征在于：包括飛行控制器、飛行控制模塊、任務發放模塊和數據存儲器，其中，所述飛行控制器適用于對所述飛行器進行操作;在所述飛行任務模式下，所述任務發放模塊負責對所述飛行器進行任務發放;所述飛行控制模塊適用于接收所述飛行控制器的飛行指令，控制所述飛行器的飛行狀態及路線;所述數據存儲器適用于存儲任務數據。

說白了，這個權利要求保護的僅僅是一個具有飛控模塊的飛行器而已，“飛行器+飛控”即使在十幾年前的航模玩家圈子也不是什么新鮮事，在無人機行業已經蓬勃發展數年，且無人機已進入更多工業、商業領域大顯身手的2015年，實在算不得是件合格的“發明創造”，因此專利復審委員會最終對其做出專利無效的決定，也毫無懸念。

第三， 有跡象表明，這些被無效的專利是高域“自己創造而得”，而并非收購自其他發明人或者有研發投入的實體公司。 例如，申請號為201520723747.X的專利，其最初的發明人及專利權人為楊姍姍，而后才將專利權轉給高域，而在國家知識產權局公開的文件中，該發明人的地址和高域的法定代表人使用的地址是一致的。

至于高域是否和被訴的無人機廠商們有過專利許可談判，這個沒有更多的公開信息。但從專利質量低，提起訴訟密集這個角度來看，高域的計劃似乎是利用上文提到的“寒蟬效應”，在無人機行業廣撒網，利用應訴成本干擾無人機行業的實體公司，試圖得到“息事寧人”的經濟收益。

而另一個很有趣的公開信息是，高域法定代表人自己在某知名網站上公開了“法庭筆記”，看上去無論是無效程序和專利訴訟，高域都是派出法定代表人一個人親力親為，并沒有雇用任何專利律師，經濟成本不高。這意味著高域的目的就是廣撒網，打消耗戰，萬一拿下一個就一本萬利。雙方懸殊的訴訟成本消耗，對整個無人機行業，乃至國家強調的自主創新與知識產權保護，沒有任何正面的意義。

現如今在我國，黨和國家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更提出要建設創新型國家。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意在培育和鼓勵創新的知識產權制度也被大力推崇，國內的知識產權保護氛圍到達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歐美發達國家已經經歷過繁榮中隱藏的暗涌：既要尊重為社會創造價值的科技創新與知識產權，也要警惕這其中的投機分子帶來的阻撓與傷害。美國哈佛商業期刊(Harvard Business Review)曾以《證據確鑿：專利流氓的確對創新有害——The Evidence is in: Patent Trolls Do Hurt Innovation》為題撰文，文中引用了美國圣克拉拉大學法學院的一份研究，該研究指出，41%的美國初創公司聲稱曾經收到專利流氓的訴訟騷擾，而其中55%的被訴公司每年花費的應訴成本大于1000萬美金。專利流氓與實業公司之間在專利訴訟上投入成本的不對等，使得投機分子試圖打著重視和保護知識產權的旗號，實際上利用濫訴和妄訴行為投機謀利，完全不考慮對創新實體們的傷害和對整個國家創新氛圍的影響。

那么，有沒有辦法從司法層面減小這種不對等，既能支持NPE的專利運營活動健康發展，又能對專利流氓活動也有規制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美國最高法院在2014年的Octane Fitness, LLC. v. ICON Health & Fitness, Inc案中，建立了不合理訴訟的律師費轉移規則，迫使專利流氓們不敢無端起訴，也以此和歐洲“敗訴者承擔訴訟費用”規則互相呼應。而在2017年，美國最高院更是通過TC Heartland LLC v. Kraft Foods Group Brands LLC案對專利侵權案的起訴地進行了限制。美國境內專利流氓活動也因此得到了很大的緩解。可以看到，增加知識產權領域不合理訴訟的成本與門檻，是大勢所趨。

然而，在我國目前的司法實踐中，實際上能使用的平衡手段很有限，創新實體企業在應對專利流氓糾纏時往往捉襟見肘，除了以惡意訴訟為訴由對其另行起訴之外，就只能從專利確權程序上防御。這些程序都不算便利，需要投入專門的人力物力財力，對于投機分子的“賭徒心態”沒有很好的制約。因此，創新實體企業們迫切需要法院和其他機關在合理裁判的前提下，在司法實踐中逐漸明確規則，積累相關案例，切實維護企業的利益不受專利流氓活動的損害，以支撐和保護真正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