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華為科技財務長孟晚舟因涉嫌違反對伊朗貿易制裁禁令，并涉及銀行詐欺，日前過境加拿大轉機時，加拿大以美國引渡要求「暫時扣留」，鬧得沸沸揚揚。國內對于華為的討論，多半為活動贊助、產業供應鏈和國家安全層級；事實上，前兩者事涉個別廠商的競爭策略，與公共利益無關，非為事件焦點。然其對國家安全所可能造成的影響，則不可輕忽！

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U.S. 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在二○一二年的一份正式報告中指陳，華為所生產的資訊與通訊設備可能被中國相關部門用于間諜活動，因此必須嚴加防范。華為產品是否真有后門程式，雖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中國製造的無人機，卻先做了一個后門程式操控示范。

去年六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伉儷訪問香港，及今年十月習近平出席港珠澳大橋的開通，中國無人機大廠「大疆創新」（DJI）以「有責任教導客戶最佳操守，讓客戶負責而安全放飛」為由，透過「地理圍欄」功能，逕行禁飛無人機。這就是后門程式的威力，如果發生在資訊與通訊設備，后果更加嚴重。

去年六月，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國家情報法」，其中不但明文要求任何組織和公民要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且進一步賦予國家情報機構得使用必要的方式、手段和管道，在境內外開展情報工作；另國家情報機構可以要求機關、組織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協助和配合。此一將個人、民營企業于國內外執行情報工作的法制化，更讓人懷疑中國政府的企圖與目的，使之前的中興通信與此次的華為科技，難以自證清白。

至于后門程式所造成的影響，德國智庫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的創始人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教授，曾在《紅天鵝：中國非常規決策過程》（Red Swan：How Unorthodox Policy-Making Facilitated China’s Rise）一書中指陳：個人若為數據元，與權力作為的數據掌控者，兩者間的力量對比天差地遠，將令反抗當權者失去組織化的可能。

簡而言之，就是資通訊業者一旦利用網路和大數據的技術，達成「數位列寧主義」（Digital Leninism）的綜效，表面上是國家資本與私人企業互蒙其利，實際上是一般人民以個體的權利交換數位服務，可怕的后果是沉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所形塑的數位威權，將超出《一九八四》的想像。

雖然國軍禁用中國製造的手機，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ＮＣＣ）在二○一三年4G釋照時，即已規定不能使用中國製造的核心網路及基地臺相關設備，惟其利用低價競爭、攫取市場，若有后門程式，仍可用以操弄網路數據、改變社會偏好。

數位工具究竟是礙到誰、有多可怕？不妨在中國通訊軟體微信（WeChat）或社群平臺微博（Weibo），打個「維尼熊」，很快就有答案！

（作者為海軍官校軍事學科部前教官、新江軍艦前艦長）